年羹尧死后不久，雍正下令处死汪景祺，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，这一挂就是十年。雍正为何对汪景祺如此痛恨？此人干了什么？
汪景祺生于官宦世家，父亲汪霖曾官至户部侍郎，手握钱粮户籍之权，兄长汪景序也在礼部任职，掌管典章祭祀，家世显赫。
汪景祺本人自幼饱读诗书，科举及第，考中举人，算得上是有学有识的士人。
可他的仕途之路却异常崎岖，多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，仕途晋升无望。眼看靠才华难以出头，汪景祺便动起了钻营捷径、攀附权贵的心思，而他一眼相中了当时正受雍正帝极度信任、权势滔天的年羹尧。
雍正二年，汪景祺通过多方打点、托人引荐，终于搭上了年羹尧这条 “青云梯”。
为了迅速获得年羹尧的赏识，汪景祺写下一封辞藻华丽却肉麻到极致的书信，将年羹尧捧上了天，直言其为 “宇宙之第一伟人”，还放言历代名将与年羹尧相比，不过是萤火之光比皓月之明，根本不值一提。
这番毫无底线的吹捧，正中年羹尧居功自傲的下怀，年羹尧当即拍板将其招入幕府，让汪景祺随自己一同出征西北，参与西征要务。
在随年羹尧西征的岁月里，汪景祺将沿途见闻、幕府琐事整理成册，撰写了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一书。
起初，汪景祺的本意不过是记录西征历程，继续借机吹捧年羹尧，以此巩固自己在幕府中的地位，博取更多利益。可依仗年羹尧的宠信，汪景祺逐渐变得忘乎所以，言谈间毫无顾忌，落笔写作更是全无分寸，竟在书中写下大量触犯皇权、非议朝廷的内容，一步步将自己推向了杀身深渊。
雍正对汪景祺的刻骨痛恨，绝非单纯因其是年羹尧的余党，在于他犯下了三大足以动摇皇权的致命过错。
第一，讥讽康熙皇帝。
书中有一句被定性为大逆不道的诗句 “皇帝挥毫不值钱”，即便汪景祺极力辩白此句为他人所写，并非自己原创，雍正也根本不肯采信。
在雍正眼中，诗句出现在汪景祺的文集里，就等同于他的观点，是对先帝康熙的极大不敬，是对皇室尊严的公然践踏。
第二，妄议君臣伦理、挑拨君臣关系。
汪景祺在书中撰写了《功臣不可为》一文，详细罗列历代功臣因功高震主，遭君主猜忌、惨遭杀害的史例，字里行间暗含影射，暗示雍正也会对功臣兔死狗烹、卸磨杀驴。
彼时雍正刚处置完年羹尧，正需借此事树立皇权威严，稳固统治，汪景祺的这番言论，无疑是公然挑衅君权，触碰了雍正的逆鳞。
第三，非议朝廷礼制、妄评朝政。
汪景祺对雍正的年号、康熙皇帝的谥号及相关典章制度妄加评论、随意指摘，直接点燃了雍正的怒火，视其为狂悖之徒。
雍正三年年末，年羹尧被赐死自尽后，朝廷迅速对其府邸进行查抄，这本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也随之被搜出并呈送至雍正帝面前。
雍正翻阅文集后，怒不可遏，亲笔在文集卷首批下 “悖谬狂乱，至于此极” 八个大字，痛斥汪景祺心怀叵测，悔恨自己未能及早察觉这等 “逆臣”。
仅仅七天之后，雍正便下旨将汪景祺斩首，并且特意下令，将其首级悬挂在菜市口示众，以此警示天下所有士人臣民，严禁妄议朝政、非议皇权，违者严惩不贷。
汪景祺的首级，就这样在菜市口的刑风烈日下悬挂了十年。
这十年间，京城百姓路过菜市口皆避之不及，朝野上下更是人人自危，没有任何人敢提及这颗悬挂的头颅，更不敢上奏请求将其取下安葬。
直到雍正驾崩、乾隆登基继位后，才有朝中大臣出于京城市容与礼制考量，小心翼翼地上奏提及菜市口长期悬挂一颗枯骨，有失京城体面。
乾隆顺势下旨，将汪景祺的首级取下妥善安葬，同时赦免了其此前被流放边疆的族人，这场持续十年的惨烈示众，才终于落下帷幕。
归根结底，汪景祺的悲剧，完全是其自身一手造成。
汪景祺一心想靠谄媚权贵、投机取巧谋求仕途捷径，却忘了 “伴君如伴虎” 的古训，忽略了皇权之下一言一行皆有底线，一字一句皆需担责。
汪景祺既选错了依附的对象，在年羹尧权势鼎盛时盲目攀附，又管不住自己的笔与口舌，肆意妄言，最终落得个首级悬街十年的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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